1942年4月的兰州，黄河岸边卷起的沙粒砸在窑洞门口，甘肃调统室特务却静得可怕。被吊在木桩上的丛德滋高烧不退，他轻声说了句“八点没回去，就是出事”，守在门外的看守却装作没听见。几个小时后，这位32岁的地下党员在剧毒洗菜水里停止了呼吸。
时间闪到35年后。1977年10月，晚风吹过北京西城区一条幽静胡同，伍修权夫妇领着一位中年女子推开院门。屋内灯光并不刺眼，邓小平放下书，抬头看见那张熟悉的眉眼，目光顿时凝住。那女子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张边角磨损的证书：“这是00001号。”邓小平接过来，鼻梁一酸：“真像你父亲。”
这张由毛泽东亲笔签名、盖着红印的“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”，在新中国所有烈属证中排在序号第一。编号并非象征高低，却记录了党对丛德滋最直接、最早的惦念。持证人丛丹，此刻只想为父亲洗去历史尘埃。
丛德滋1910年生于辽宁凤城。自幼好古典文学，能写能画，乡人都说他是读书种子。1927年毕业时，李大钊牺牲的噩耗刮得北方校园乌云翻滚，他写下句子：“对着血染红的土，怎么平复下去。”同窗听得心口发紧，也看见这位高个子青年第一次在操场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。
进入东北大学后，“九一八”爆发，校舍南迁，他在避难的火车上捧着《共产党宣言》彻夜不眠。到西安办报时，他辞去体面教职，一头扎进《西京民报》，连续刊出二十多篇怒斥日伪、指责卖国的社论。文章行文犀利，惹得北平宪兵司令部直接下达通缉令。世道危急，他却说“笔也能当刀”。
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，他在山西邂逅王竹青，与之一同投奔八路军。他与邓小平初次谈话只聊了半小时，却被点名适合潜入敌营。起初迟疑：习惯舞文弄墨，真能干谍报？邓只抬了抬手：“你的身份、形象、文笔，都是天然伪装。”一句话敲定去向。
1938年至1941年，他化名“丛悦生”混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。为保护一部短波电台，他在中山林附近开煤厂作掩护；去塔尔寺赶庙会，顺便带回《青海视察报告》，把马家军与南京政府龃龉写得一清二楚。情报多次送到延安，毛泽东批示“可信”。
时间久了，危险也逼近。1941年腊月二十三下午，上司忽然开口“请客”。他回家换衣，弯腰对妻子说：“八点前不回，就去找组织。”话音落下，转身进暗巷再没回来。特务围拢、手铐锁紧，只用一分钟。
监狱里的木条床窄得伸不直腿，烂白菜汤漂着黑虫。看押者劝降，他冷笑；烙铁烫肩，他咬牙。囚笼相对，他仍设法同另一侧难友互通暗号，传出最后一批情报。1942年4月19日凌晨，他在白塔山下的破窑洞里殒命。遗体被草草掩埋，朋友赵石萍凑钱立碑，碑文写道：“志在抗日救亡，无故殒命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，不忘这位旧日战友。他托人打听，才知王竹青带着一双儿女在兰州靠裁缝活维生。谢老立即批示：孩子学杂费全免，母亲安排工作，烈士遗骨迁入公墓。审阅名单时，他将“丛德滋”写在第一栏。毛泽东看到报告后亲自盖章，“00001号”由此生成。
然而随即而来的特殊年代，让这张证书被束之高阁，烈士之名蒙尘。丛丹成年后在仓库翻出父亲遗物，手指摩挲着发黄纸面，不甘心地说：“总得弄清楚。”1977年形势转暖，她带证进京。伍修权夫妇曾与父亲生死与共，这趟同行也算兑现旧诺。
四合院里短暂的静默，被邓小平轻咳打破。他把证书放在茶几上，定睛片刻，对丛丹说道：“你的父亲，我记得。他说过‘我不会退缩，能撑一天是一日’。”短短一句，声音微哑。随后的程序办理得极快，三日内有关部门即发出文件，确认丛德滋烈士身份，撤销原错误结论。
丛丹把证书、红毛毯和父亲留下的几页手稿一并捐给博物馆。工作人员登记时问她是否要复印件，她摇头：“真迹在那儿，比留在家更踏实。”
烈士公祭日那年，华林山烈士陵园外飘着细雨，黑底金字墓碑前多了一束白菊。游客看到碑文，不一定知道这位写过二十三篇社论、潜伏三年收集情报的年轻人。但只要那串刻着“00001”的数字仍清晰，故事就不会断。
有意思的是，甘肃民政部门后来试图解释证书序号含义，给出的答案依旧朴素：“并没有什么象征，最先想到谁，就写了谁。”正是这样的朴素，折射出革命年代同志之间最简单直接的情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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